换一种思路金融可不可以用来治理雾霾？

时间：2016-12-21 15:48

来源：洛杉矶雾霾启示录

在我们的呼吸基因中充满了这样的记忆碎片，我们作为幸存者带你进入这场洛杉矶最大的环境危机。父母的朋友囤积了一堆防毒面具;碳氢化合物肆虐之时，我们的体育课被迫取消。对我们来说，“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Orange原以为橘子，或橘红色)这个名字是从其天空的颜色而不是从当地的水果得名的。我们现在进一步意识到，无论付出多大努力将浅蓝色的天空拉回地平线，烟雾仍有卷土重来的那一天。文明制造烟雾的能力，是其消除烟雾的能力难以望其项背的。——《洛杉矶雾霾启示录》

洛杉矶的一场“烟雾战争”，持续了60余年，触目惊心的烟雾、刺鼻的回忆都曾似无形猛兽，还好灰色的洛杉矶已成为过去的记忆。重读洛杉矶烟雾污染治理的历史，有几点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若没有高水平科研成果做支撑，治理就如同“盲人摸象”，不仅污染控制的效果差，甚至污染控制的基本方向都是错的。20世纪40年代初洛杉矶发生光化学烟雾污染时，各界人士都茫然不知所措;经过约10年的探索，由加州理工学院斯密特教授率先发现机动车与工业尾气的光化学反应产物是污染的肇因，之后的控制都是围绕这个科学结论而展开。洛杉矶意识到此，从很早就开始了空气污染的科学研究，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高水平的科技攻关。

其次，治理污染不能是“毕其功于一役”，污染的治理需要很长的时间。从1943年7月8日洛杉矶出现第一场有记录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开始，谁也没想到这个污染治理工作持续70余年，时至今日还在继续。烟雾污染发生的头几年里，政府官员、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开场合信誓旦旦拍着胸脯承诺几年内就要改善这种烟雾污染(尽管它是什么、如何形成都还不清楚)。洛杉矶的烟雾治理，投入了巨额资金、巨量资源、巨大努力，空气质量虽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时至今日，洛杉矶相比于其他美国城市，仍是污染居首，可见治理的艰难程度。

再者，污染的治理需要多种方式、多种手段、多个部门的共同合作与努力。洛杉矶空气质量的改善，除了依赖科技手段的进步，同样紧密依赖经济分析、社会管理、产业替代等多种手段;除了环保部门，也需要研发机构、环保社团、产业部门等全社会共同投入。上至州长、市长，下至贩夫走卒，无论职业医师社会名流，都对污染控制做出贡献。空气质量的改善不仅与污染源控制有关，也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换、人们生活方式转变等密切相关。

基于此，我们也试从金融创新的角度为治理雾霾提供一种新思考——金融可不可以来治理雾霾?

答案是肯定的。金融可以把资源跨人群，跨时间，跨行业，跨地域实现合理配置，以便让经济活动能够更有效的进行。

雾霾治理的金融创新载体不同于一个投资环保行业的风险投资基金，不同于一个环保科技公司，不同于一个投资环保上市公司股票的共同基金，当然也不是一个公益项目的众筹基金。金融创新的形式可以是兼容并包的。金融创新可以做到多方面的筹措资金，筹集不同期限的资金，聚沙成塔，然后把资金交给更有效率的使用者;这个金融创新载体的风险把控在于投资的项目处于不同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个金融创新载体的收益在于投资的项目所能产生的成果是可以真正的改变你我的生活。

从下面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探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创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通过战争债券(War Bond)的形式进行融资。美国发行的债券名称叫做自由债券(Liberty Bonds)。当时流行的一句广告词是：“如果你不能参军打仗的话，请购买自由债券(If you can’t enlist, invest. Buy a liberty bond)”。

著名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先生还自导自演了一部短片“The Bond”(Bond在英文中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纽带)来宣传和推广战争债。美国的第一批自由债在1917年发行，以票面利率3.5%筹集了50亿美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债再次发行。到目前为止在英国，为一战融资的永续债券(Consols)仍有部分在市面上流通。

现在，我们需要打赢的就是雾霾这场硝烟弥漫的战争，这个金融创新的主体可以用债券进行融资。融资的目的是为了投资。现在很多的金融创新其实都是躲避管制，进行短借长投。治理雾霾需要很多新的技术，还需要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些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收益，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债券。

然而，债券的收益率并不很高，不受很多投资者的青睐，尤其是在当前，很多人希望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较高的回报。我们还需要股权融资。

麻省理工学院的罗闻全教授(Andrew Lo)正在整合该学院的金融工程和生物科技的人才设立一个超级基金(Megafund)为癌症寻找药方。罗教授提出一种叫作“研发支持债券”的融资工具，类似于我们当下流行的“资产支持债券”，不同的在于债券的基础资产变成了治理癌症的各种项目。

在很大程度上，治理雾霾和治疗癌症有类似的地方，都需要花很多钱，都需要很长的发展阶段，而且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某个药品公司能够找到治癌良药的话，回报一定是惊人的。

治理雾霾和治疗癌症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知道雾霾可治，而且我们也大概知道雾霾该怎么治。当然，我们不知道的也还有很多，比如我们过去吸入的雾霾究竟对身体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些伤害应该如何弥补。

治理是有成本的，关闭落后能源企业和生产企业的成本，环保成本，电动汽车的推广和充电桩的修建，学校和公共建筑物的空气净化装置，到我们这代人吸足雾霾之后需要的药物和医疗方案。这些成本有短期的，有长期的，来自不同行业，来自不同的地域。传统的金融手段很难满足各种需求。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参照这个“研发支持债券”的模式考虑“雾霾支持债券”。“雾霾支持债券”需要吸引长期资金支持创新。

这些成本的某些部分可以靠这个雾霾支持债券提供融资，同时治理雾霾也会取得不错的回报，这些回报也应该为雾霾治理基金的投资人提供可观的收益。比如在国内，投资环保新能源行业的VC，和A股中环保新能源行业的上市公司表现都很不错的。因此，融资可以进行部分的股权投资，以期获得高收益。

当然，有了资金，仍然需要法治。美国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1963年在国会通过，后经过1970、1977和1990年多次修正扩充而逐步完善起来。《清洁空气法》是世界各国环保法律制定的范本之一。

不再沉默，洛杉矶公民抗议空气污染

1970年的修正案(Clean Air ActAmendments)设立了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这一独立的政府部门，行使对全国的空气质量、公共环境健康、环境保护技术开发等方面的管理职责，结束了过去由多头管理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同时，环保署制定了全国统一的针对六种标准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这六种污染物是臭氧、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铅以及颗粒物(PM10和PM2.5)，其中PM10 和PM2.5都是90年代后加上去的。

1978年开始，环境保护署对每个县的各个污染物的排放都要考核，达标的列为达标县(Attainment County)，为达标的列为未达标县(Non-attainment County)。

这个列表是公开资料。一旦被戴上未达标县的帽子，州政府就要制定详细的减排计划，严格控制新建的有污染的企业，同时让污染企业采取最大限度的排污措施(Lowest achievable emission rates)。如果没有及时改善，EPA还会采用多种制裁手段，如：收紧发放新排放源许可证(即新工厂的审批)，终止联邦政府的重大公路建设拨款等措施。所以，一些法律的牙齿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基金载体的赏罚来实现。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的空气污染物降低了一半以上，同时，工业生产总值却提高了约40%。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Michael Porter)一直宣扬这样的观点：“严厉的环境保护法规会促进企业不断的创新和升级，并提高生产率”，这也被称为“Porter Hypothesis”。下图中，这些年来的核能和天然气在发电中的广泛应用可视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