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12-09 15:12
来源: 全联环境商会
11月30日下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19中国环境上市公司峰会”上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多年未有的复杂局面,更需要从长远观点看短期问题。
刘世锦
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近十年的时间处在逐步回落的状态。这是增长阶段转换,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样的增长阶段转换,是符合经济增长规律的,也是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所证实。
刘世锦表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仍未稳下来,在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6%或5%左右。预计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再次进入下行通道。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
事实上,即使增速5%,我国经济每年的新增量是全世界最大的,比如2018年,我国的经济新增量相当于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
增长减速的背后,更重要的是需求结构、供给结构、金融结构的转换。
历史需求峰值
刘世锦提出一个概念——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那个点。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过程中,最高的点已经出现了。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高投资带动,而高投资有三大需求来源,即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还有出口。这三大需求来源都已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出口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最高值,房地产的最高点在2013年左右,基建投资的最高点在2016年。
三大需求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整个高投资逐步降下来了,需求降下来了。
刘世锦表示,需求和供给减速必然要求金融降杠杆,而杠杆率变化的背后则金融结构乃至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因此,对降杠杆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有足够估计。国际经验表明,杠杆变动具有长周期特征,降杠杆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
降杠杆首先要稳杠杆,结构性去杠杆,重点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去杠杆。主要依靠市场化、法制化办法,慎用行政性办法,尤其要防止“一刀切”。
六大增长发展动能
为此,刘世锦提出六大增长发展新动能:
新动能之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一批内地的如武汉、成都、西安、郑州等省会城市,带动的城市群等。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50-100公里范围, 在现有乡村基础上发展起一批小镇或小城市,形成新的城市网络。
乡村能否振兴很大程度上看位置地点,处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最有条件和可能率先振兴。
在市区工作,在小镇享受生活,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有两套住房,工作生活在城乡之间实现时空转换,互联网、高铁等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技术保障,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
小分散、大集中,形成更大的城市空间,可以吸收更多人口主要是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地区,汇入现代化经济和生活体系。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将有可能形成3-5千万人的大都市圈,上亿人口的城市群、城市带。大都市圈加快发展将会带来大量增长新动能,包括:
基础设施建设,基建投资重点放在大都市圈,经济和社会效率更好
住宅和其他公共设施建设
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拓宽服务业重点是消费性服务的增长空间
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通常所说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大部分将出现在大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大部分也会处在这个范围之内。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应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发展目标。争取十年左右时间实现这一目标,中等收入群体将会从目前的4亿人增长到8亿—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以上。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更具稳定性。从国际经验看,只有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方能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
形成这种新的城市和产业格局,需要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
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流转;《土地管理法》修改后有进展,依然任重道远。
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在小城镇建设中,允许、鼓励城乡居民和投资者置业创业、共建共享;对城里人下乡买房应持开放态度,允许试错纠错。
用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提供社会安全网,把土地这种稀缺要素解放出来,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能更好解决农民、农村的稳定问题。
新动能之二:低效率部门的改进
经济中还有不少低效率“洼地”,主要是因为市场准入不够,缺少竞争,要素难以有效流动与优化配置。
有关研究表明,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较高。除了少数由于资源禀赋原因外,主要是因为基础行业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垄断。
改革的重点还是要完善产权保护,对各类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按照负面清单在基础产业放宽市场准入。
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共产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产品或产业、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在国有资本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其他领域则在必要时进行财务性投资。既要推动“企业混改”,也要推动“行业混改”。
编辑: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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