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涛：环境产业如何应对“提质增效”？

傅涛表示，原来环境股是估值过高的板块，平均倍数达到三、四十倍。现在这一估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资本市场正在向美国市场、香港市场、新加坡市场靠拢，香港市场的平均倍数不到十倍，美国市场、新加坡市场更低。我国的环境股即便跌了一半，还在二、三十倍徘徊，傅涛认为，这一估值未来可能还会降低，向十五倍发展。

最近两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环保上市企业更换了实际控制人，是因为按照原来传统模式的融资已经不可持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回归产业的本质。

同时现阶段的“中美贸易战”不会是一个短期行为。而为应对中美贸易战，中国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非常强调金融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投资已经进入了后PPP时代。受严控金融风险的影响，前年开始，PPP迅速进入理性发展阶段，很多没有真正持续经营的PPP项目难以为继，很多问题也在这个环节暴露出来。傅涛强调，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以PPP为代表的项目融资都是不可靠的，环境产业的资本拉动是靠不住的。

第六，监管趋严，责任划分越来越清晰。

环保督察的常态化和趋严性，在促进环境需求更大释放的同时，也给产业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很多产业问题也在环保督察的过程中暴露出来，如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的违规运营行为;污泥二次污染的责任问题，以及进水超标导致出水超标的责任问题等。

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立案处罚4万多家企业，罚款达24.6亿元。傅涛强调，对于环境企业来讲，违规行为的成本非常高，原来简单的项目扩张、低水平的运营都面临着巨大风险。

由此，傅涛也指出，以资产差价盈利的时代已经过去。

环境产业过去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很大一部分利润不是靠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靠资产增值创造的价值，至少有50%的效益来自于资产的增值，房地产的资产增值至少达到60%到70%，但是这个模式是不可升值的。傅涛表示，大公司原来做战略，基本先选择跑道，现在不仅要选择跑道，也要选择用什么车，用什么油，驾驶技术和驾驶环境如何。单一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按照同样的资产模式，不断寻找不同细分领域的路不通了。而是需要一个系统化的布局来持续。

水业市场的未来在哪里?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污水处理从非常小的规模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平，但傅涛也强调，目前中国的污水处理只是规模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工程质量、运营质量，以及服务质量距离世界领先水平还差距较大。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国水体黑臭问题严重，城市内涝以及一系列治理问题等依然很多，傅涛形容“按了葫芦起了瓢”，环境治理往往抓了一个点，又冒出另外一个点，一直在徘徊之中。

傅涛认为，环境产业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时代，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潮流。这个潮流是对高质量，纵深化，过程化，精细化，系统化的追求，将迎来环境服务业的回归。

环境产业真正要做到提质增效，首先不能再是成本中心，要做价值中心。傅涛指出，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产业是客户的成本中心，每一个伟大的产业都要为客户创造价值。

其次，不能再是代工厂，要主动对接绿色转型。要进入城市发展和绿色化转型的过程和环节当中去。

三是，不能再是雇佣军，要做生态环境的主力军。傅涛认为，环境企业应该勇担生态环境建设的责任，成为主力军。

四是，不能只把达标作为服务目的，而是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

提质必然带来成本的增加，那么提质后的价值和效益在哪里呢?

首先，提质的效益是系统施治的结果。

系统优化将带来更大的价值，如果只在行业内进行优化，可能带来20%到30%的成本优化空间。如果跨出自有的系统，从需求侧就开始优化，可能带来70%到80%的优化空间，甚至实现不花钱做环保。

真正系统性的服务，要打破专业分工，不能用综合代替系统，未来产业应该是面向效果的更加精准和科学的系统施治，更让用户感知价值的系统服务和方案。

傅涛指出，系统治理集中体现在河流治理与保护上。习总书记2014年提出了指导水资源保护工作的16字方针：“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在长江大保护工作中，习总书记也提出了系统治理的思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区域协同”。

傅涛介绍，E20在上海做了半年多的河长制研究，发现河长制是能最好体现面向效果的系统施治的载体。但目前河长制还没有做到位，从有名，到有实，到有效，还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围绕河长制如何变得有实、有效，E20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发现河长制的治理和系统产生效果有密切的关联。

以前的河流治理面临三大难题：

首先就是系统问题。以往我们治理河流一直是九龙治水，部门各自立法，各自设立规则。要做好河流治理，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各个部门对水的施治，由一个河长、一个行政首长到彼此联动。

第二个难题就是协调的问题。我国是行政强权的国家，所有的行政权利集中在行政首长，行政首长再按地域进行分割。但河流是有上下游的，这就涉及了上下游的协同问题。去年年底，《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的发布，是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发展的指导性、纲领性的文件。

第三个难题是支付问题。河长制涉及的大部分工作没有清晰的支付体系，加之非经营型PPP项目被关在了门外，大部分河道治理工作无法实现持续性的工作，支付难题更加突出。

围绕这个难题，傅涛带领团队在上海做了河长制的实践探索，探索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实现治理目标。创新性地提出了以“1+6+3”的实践路径为指导，即一个目标(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的系统目标)、六个统筹(规划、工程、运维、经费、监管、社会参与)、三个支撑(发挥河长办作用、智慧化手段助力实践、考核机制驱动落实)。傅涛强调，简单概括就是由九龙分治变成九龙共治。

编辑：徐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