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严格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守牢美丽中国安全防线

　　在环境影响方面，多年监测结果表明，我国核设施周围辐射环境水平一直保持良好，与上世纪80年代天然环境辐射本底调查相比，我国核设施周围辐射环境没有明显变化。

　　另外，现在信息来源很复杂。比如去年，网上流传“某某城市辐射值超过100威胁健康”。这里的辐射值100，是环境监测中用的单位“纳戈瑞”，戈瑞是一个单位，纳是纳米的纳，是十的负9次方，是十亿分之一。简单来说，“纳戈瑞”只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毫希沃特”的百万分之一。

　　所以，科学理性是守护健康的盾牌，如果大家对辐射环境相关问题有疑问，可以咨询专业机构，比如我们部网站有局长信箱，大家有疑问可以发邮件，我们各省生态环境部门也都有专业的辐射环境管理机构。

　　网上有人拿着手持式仪器到海边测辐射的视频。这种检测不能测量水中放射性的含量。用专业一点的术语讲，这些手持仪器测量的是周围环境的辐射吸收剂量率，测到的辐射主要来自宇宙射线和周围的岩石土壤。要测量水中的放射性，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在专业实验室，进行一系列富集、分离、纯化等处理，再利用精密、专业的分析仪器进行测量分析，往往需要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大家看到这些情况需要咨询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也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

　　谢谢。

　　开展聚变监管法规标准体系研究保障行业高质量发展（答问六）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人造太阳”聚变研究进展可喜，EAST、HL-3都宣布超亿度，民营资本看好并不断投入，带动高温超导等不少产业的快速发展。当前对聚变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哪些要求，后续有哪些考虑，谢谢。

　　刘璐：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感谢您对聚变安全的关注。

　　作为监管部门，我们一直密切跟踪聚变科研的动态，并且积极开展前瞻性研究，在现有的辐射安全监管框架下，结合聚变实验装置的具体情况实施监管。早在2016年，我部针对当时的小型托卡马克装置，印发了关于磁约束聚变实验装置的管理文件，明确了相应的管理要求。

　　当前我国聚变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已经建成若干座聚变实验装置，个别装置计划开展氘氚试验、氢硼聚变等研究，聚变能应用的工程化研究也稳步推进。尽管聚变与现有的裂变反应堆相比，原理不同，不会产生长寿命的高放废物，环境相对友好，但还是存在辐射安全风险。我部坚持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和从业人员的安全与健康为宗旨，接轨国际聚变监管的前沿动态，正在开展聚变监管法规标准体系的研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建立科学合理可行的监管制度，保障聚变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坚持科学监管，明确不套用目前对裂变堆的监管要求，建立适应聚变装置特性的监管框架。当前的聚变装置以科研为主，技术路线多样，工作介质各异，辐射安全风险不尽相同。我们按照“前瞻性、科学性、一致性、国际性”原则，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专家论证，在2016年文件的基础上，今年4月份我们印发了《关于聚变装置辐射安全管理事项的通知》，进一步更新了对聚变装置的监管要求。

　　二是规范监督管理，减少监管的不确定性。上述监管通知的范围包容现有的各种技术路线，也纳入当前可预期的磁约束聚变试验装置、惯性约束聚变装置以及新型的磁约束聚变装置。同时为了推动国内聚变技术的发展和科技创新，对于聚变能的工程应用装置也做了原则性的规范。

　　三是以风险为指引，科学分析评估各类装置的辐射安全风险，确认装置的类别，分级分类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辐射安全许可审查。目前我部已经向中核集团西南物理研究院、中科院合肥物质院等11家单位颁发了聚变装置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高水平安全监管，保障我国核聚变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扎实推进聚变法规标准体系的制定，密切跟踪国际聚变发展形势，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以科学严密的制度筑牢聚变事业安全发展的根基。

　　二是持续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吸纳有聚变专业背景的人才，建立聚变专家咨询库，以严慎细实的作风锻造聚变风险防控的坚实屏障。

　　三是持续强化核安全文化培育，推动核安全文化融入聚变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以深植人心的核安全文化守护我们的“人造太阳”。

　　我坚信，这颗人类精心呵护的“小太阳”，终有一天会照亮地球，谢谢。

　　为全球核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答问七）

　　海报新闻记者：我国已经是世界核电大国，您能否介绍一下我国在核安全监管国际交往方面的情况，谢谢。

　　李治国：谢谢您的提问，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国的核安全工作与我国核事业发展相伴相生。在“两弹一艇”研制和核工业体系建设奠定的人才和技术基础上，我国1984年成立了专门的核安全监管机构（国家核安全局）。

　　国家核安全局成立之初，做了两个关键的选择：一是参照国际主要核电国家的实践，建立了机关、一线派出监督机构、专业技术支持队伍“三位一体”的监管模式，我们目前的工作模式，不是独创，而是国际成熟做法；二是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标准体系，构建我国的核安全法规标准体系。

　　可以说，我们的核安全监管具有后发优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始起步的。

　　核安全无国界，国际社会对核安全非常重视，包括通过国际公约加强安全措施。我国在核安全领域秉持开放的态度，已经加入了国际所有核安全有关的公约，比如1996年加入《核安全公约》，2006年加入《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至今已分别完成9次和6次履约。在履约过程中，我们不断学习国际经验做法，也向国际核安全贡献中国智慧。国际同行高度肯定中国取得的成绩，认为中国“积极履行了公约义务，实现和维持了高水平的核与辐射安全”。例如：2023年，上一次《核安全公约》缔约方审议会上，创新开发首堆监管方法实施审查、在国际上积极分享相关知识和经验被评为国际良好实践；另有8项工作被评为国际良好业绩。今年3月，《联合公约》审议会议上，我们又有4项工作被评为国际良好实践，6项工作被评为国际良好业绩。

　　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成员国，我们主动邀请机构对我国开展核安全监管综合评估。2016年跟踪评估活动中，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团认为：我国核安全状况保持良好，肯定我部“是一个有效和可靠的核安全监管机构”。

　　我国政府已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今年6-7月再来开展新一轮综合评估，届时我们也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欢迎各位媒体朋友予以关注。

编辑：李丹